湖南省基础设施、农业和生态环境投资均同比提高30个百分点以上。

其核心区别在于产权归属问题，BOT模式下，民资享有项目运营权并获得收益，到期移交给政府;而BOO模式下，民资享有产权所有权。徐楠告诉记者，社会资本对于更广泛深入的合作，存有一定的顾虑，源于长期存在的立项审批机制、职能交叉带来的边界模糊、权力板块带来的不确定性，等等。

今年以来，各省推动PPP项目的力度不断加大。从投资规模看，新疆能源项目总投资169.26亿元排在首位，安徽、甘肃、青海分列次席66个区域级流通节点城市：唐山、保定、秦皇岛、邯郸、大同、临汾、包头、呼伦贝尔、鄂尔多斯、锦州、丹东、延边、吉林、牡丹江、大庆、徐州、南通、连云港(13.78, 0.00, 0.00%)、无锡、舟山、金华、温州、阜阳、芜湖、泉州、漳州、九江、赣州、潍坊、烟台、临沂、洛阳、商丘、南阳、宜昌、襄阳、荆州、衡阳、娄底、株洲、东莞、佛山、桂林、柳州、钦州、防城港、绵阳、达州、南充、宜宾、遵义、六盘水、曲靖、红河、咸阳、榆林、天水、酒泉、海西、海东、石嘴山、喀什、伊犁、博尔塔拉、巴音郭楞、日喀则。《规划》根据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及一带一路、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战略等战略部署，结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、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等，确定2015-2020年3纵5横全国骨干流通大通道体系，明确划分国家级、区域级和地区级流通节点城市，并提出完善流通大通道基础设施、建设公益性流通设施、提升流通节点城市信息化水平、建设商贸物流园区、完善城市共同配送网络、发展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、提升沿边节点城市口岸功能、促进城市商业适度集聚发展、强化流通领域标准实施和推广等九项重点任务。《规划》提出，从全国4个直辖市和333个地级行政区域(不含港澳台地区)中遴选出全国流通节点城市，将确定国家级流通节点城市37个，区域级流通节点城市66个。

2日从商务部获悉，日前，商务部等10部门门联合印发《全国流通节点城市布局规划(2015-2020年)》，目的是加快构建全国骨干流通网络，努力提升流通节点城市功能，更好发挥流通产业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，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。其中，37个国家级流通节点城市：北京、天津、石家庄、太原、呼和浩特、沈阳、大连、长春、哈尔滨、上海、南京、苏州、杭州、宁波、合肥、福州、厦门、南昌、济南、青岛、郑州、武汉、长沙、广州、深圳、南宁、海口、重庆、成都、贵阳、昆明、拉萨、西安、兰州、西宁、银川、乌鲁木齐。一把手之外，一汽集团原副总经理安德武、四川省投资集团公司副董事长赵德胜等企业副职，成为因腐败落马的第二大群体。

三是物资采购、销售等环节。二是业务承揽、招投标等环节发生在此类环节的腐败多为权钱交易和为亲友谋利。权力集中、资金密集、资源富集型企业腐败易发多发，反腐的重拳就应落在这里。

《2014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》也印证了这一分析。传媒、冶金、出版、烟酒等其它十多个领域43人，约占37.3%。

其分布情况为：财务管理过程18例，工程承揽过程12例，物资采购过程10例，产品生产过程和贸易过程均为5例，薪资管理过程2例，公司设立变更过程、融资过程、人事变动过程各为1例，其他日常经营过程49例。而今，全部针对央企的2015年中央第一轮巡视已经结束，第二轮巡视也即将拉开帷幕。机械与制造领域14人，约占12.2%。此外，身居要职或肥缺的关键岗位负责人，也是腐败高危人群。

石油、电力等权力集中、资金密集、资源富集型企业最易滋生硕鼠4月13日，国务院国资委原主任、党委副书记蒋洁敏涉嫌受贿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、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一案，在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受审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强调：强化对权力集中、资金密集、资源富集的部门和岗位的监管。这一分布在一定程度上说明，能源、建设投资、机械与制造、电信等权力集中、资金密集、资源富集型企业是国企腐败高发区。专家表示，国有资产资源来之不易，哪里问题集中就向哪里发力。

领导班子成员、关键岗位负责人等国企高管掌握着企业资源、资产、资金的管理处置权，自然而然容易成为社会争相围猎的对象。董事长、总经理等一把手毫无意外地成为国企腐败分子中的大多数。

115名落马国企高管中，总经济师、总会计师、运行总监等关键岗位负责人共有11人，约占9.6%，如天津冶金集团（控股）有限公司原总经济师孟照勤、中石油塔里木油田分公司总会计师贾东、南方航空运行总监田晓东等。其中，涉嫌受贿者最多，约为21人。

专家表示，财务管理、业务承揽、物资采购等环节，资金密集度高、与企业外部关联度大、诱导因素多，加上民主决策、监督管理机制不完善，因而容易滋生腐败，是国企廉洁经营的主要风险点。我们在欣喜于一个个贪赃自肥的国企蛀虫被揪出的同时，也应将目光放在国企腐败缘何易发多发上，透析哪些领域、哪些环节最易滋生腐败，需要加强治理。国有企业滋生硕鼠甚至是老虎，已经不是什么新闻。记者梳理发现，在115名落马国企高管中，董事长、总经理等企业一把手共有65人，如广东电网公司原总经理吴周春、上海市电力公司原总经理冯军、青岛饮料集团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刘红梅等，占比约56.5%。十八大以来，党中央高度重视国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，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，既打老虎也拍苍蝇，揪出了一大批国企蛀虫。交通运输领域6人，约占5.2%。

中国联通公司有的领导和关键岗位人员利用职权与承包商、供应商内外勾结，搞权钱、权色交易。一把手之外，一汽集团原副总经理安德武、四川省投资集团公司副董事长赵德胜等企业副职，成为因腐败落马的第二大群体。

电信领域11人，约占9.6%。5月12日，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，辽宁省阜新市委常委、阜新矿业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、党委书记刘福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，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。

有油水的地方最容易滑倒。群蛀是国企腐败的一大特点。

建设投资领域13人，约占11.3%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国企腐败分子常常在政治上拉帮结派，在经济上相互牵连，往往导致查处一个、揪出一窝。115名落马国企高管中，副董事长、副总经理等副职共有39人，占比近33.9%。自2013年3月中石油反腐序幕拉开后，陶玉春、王永春、李华林、冉新权、王道富等多名中石油高管先后被调查、免职。

从类型上看，115名落马国企高管所在企业大致可分为以下领域，其涉案人数分布如下：能源领域24人，占20.9%。那么，哪些国企最易滋生硕鼠，是腐败的重灾区？透过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去年至今公布的115个落马国企高管，可窥探一二。

曾为中石油掌门人的蒋洁敏，是十八大后首名落马的中央委员。24名能源企业落马高管中，有8人在电力企业、7人在石油天然气企业、7人在煤炭企业、2人在其他能源企业。

三是物资采购、销售等环节。二是业务承揽、招投标等环节。

同时，其他重大决策、重要人事任免、重大项目安排、大额资金运作等三重一大事项，也容易滋生腐败。发生在此类环节的腐败也多为权钱交易和为亲友谋利。这样的结果并不让人意外。由于公布的案情较为简单，罕有国企高管案发环节的信息，这26个案例并不足以揭示国企生产经营的风险点。

一把手、企业副职、关键岗位负责人等实权派最易身陷贪腐透过115个国企腐败案例，哪些国企高管最容易腐败，也变得有迹可循。如中央巡视组指出，中国海运集团有的通过关联公司承揽大量业务，贴着企业发财。

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教授贺夏蓉认为，能源、建设投资、电信等企业关系国计民生，不仅资本雄厚，还居行业垄断地位，掌握着稀缺市场资源，因而容易成为权力寻租和以权谋私的重灾区。记者梳理发现，2014年至今，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纪律审查栏目至少公布了115名国企高管涉嫌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的信息。

坚持从严治党，国企不能例外。蒋洁敏、王帅廷、宋林、孙兆学、徐建一、廖永远、王天普，十八大以来，仅老虎级国企高管便有7人落马，映射出国企腐败的严重性。